地名是語言的專有名詞，它是在語言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由普通名詞構成的。專有名詞不再像指示詞那樣，僅指稱當時的感覺經驗對象，而是把同一個詞賦予許多不同的經驗對象，認為它們是“同一個”東西，即認為這些不同的經驗對象之間具有某種“同一性”。例如“黃河”這個專有名詞，河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奔流不息，對于這個每一瞬間都在改變的東西，人們用同一個“黃河”來命名。更何況，黃河曾經幾次改道，人們仍叫它“黃河”。由此可見，專有名詞的使用，表明人們的認識已經超出了純粹的感覺經驗，因為人們已經把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下遇到的經驗對象賦予了同樣的名稱，認為它們是“同一的”。也就是說，人們已經開始對經驗材料進行某種“聯系”。[1]這說明，專有名詞的出現是語言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在很古老的語言中，專有名詞很少。例如現在澳大利亞、非洲和美洲土著民族的古代語言中，專有名詞就很少。在這些古代語言中，普通的修飾性詞組起專有名詞作用，久而久之，它們就越來越固定下來。例如“白山”、“捕過魚的地方”、“水在咆哮的地方”等等。現在西伯利亞北部和加拿大北部一些民族就常使用這類修飾性的詞組作地名。因為適于表示具體地理事物的詞和固定詞組的數量有限，這樣的詞組也就獨立成為專有名詞。因此便產生了命名的過程，即普通名詞變為地名的過程。（B?A?茹奇柯維奇《普通地名學》，高教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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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時代，初人渾渾噩噩，無所謂名，故老子說：“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钡氐挠忻?，乃知識漸萌，社會交崇漸密，漸從地貌、形體的特征加以認識，這種存留在心坎里的無聲符號，可說是名的胚胎。后來人們活動范圍擴大，群居生活日漸發達，覺得以地貌形體的特征為某地默記的標準還不夠，便需要立一個顯明的符號賦予某地，因此名便誕生了。

地名出現之初是無所謂專名、通名之分的，即當時還沒有出現通名。隨著活動范圍的擴大，專名漸多，表示地名類別的詞（即通名）的出現就成為必需。這也是語言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地名發展演變的必然步驟。地名通名產生之初是不穩定的，也就是說，當時有的地名有通名，而有的則沒有；有的時候人們使用通名，而有的時候則不習慣；這里居民使用通名，而那里的居民則還沒有使用。也就是說，地名通名的產生有一個有通名和無通名的混用階段。

甲骨文中的地名，就處于有通名和無通名的混用階段。如《甲骨續存》下153片記有“漁”，而在《殷墟文字甲編》第903版又記作“漁水”。又如在許多卜辭中記做“唐”，而在《丙》第108片記作“唐邑”。而且，卜辭地名以單名為大多數。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貢》所記載的、江”是專指長江的，“河”則是專指黃河的?！霸馈痹谏檀菍Ｖ附窕羯蕉皇欠褐?。

由于漢字是表意文字，漢字的意符就表示了所指的性質。早期的地名用字，許多單字地名就包含了專名和通名兩都分。早期地名，從類別上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類，即邑名、水名和山名。而這三大類從造字的角度看，一個漢字就包含了這三類地名實體。如邑部（右側帶“阝”部的）可以指古國名，如邶、邢、古邑名邗、郟，古地名邳、邗；水部，如洹，河；山部，如岳、嵩等。其中的“邶”，“北”是專名，“邑、（阝旁）為通名?！颁　弊?，“水”（氵旁）是通名，“亙”是專名?！搬浴弊郑吧健笔峭?，“高”是專名，這些古代地名的產生，不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這種“造字命名”的地名，大都位于五嶺以北、長城以南，而以黃河中下游為最多。這種造字命名的地名，可以說是漢字所獨有的。這也說明在漢字發展的一定階段已經注意到用文字來表示地名的類別了。

地名一經產生，便具有了穩定性的特點，但穩定是相對的，很多地名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變化，甚至發生“新陳代謝”現象：舊的地名死亡或被取消了，新的地名不知不覺間被叫起來或被有意識地創制出來了。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地名的起源和地名的演變不能截然分開，彼此有著極其錯綜復雜的關系。一有地名，便隨之發生地名的演變問題。因為地名是社會文化生活的產物，不同于所代表的事物本身。

地理實體并不因人事滄桑而隨著發生變化。盡管夏傾商繼，秦覆漢興，但江山依舊，河山未改。地名卻不同，往往受各種各樣社會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新土地的發現，新地區的墾殖，乃至民族的遷徙、軍事的征服、疆域的易主、國家的興替、朝代的遞嬗、革命運動的成功、社會性質的改變以及科學的昌明、經濟的發展等等，都會直接牽涉到地名，使舊地名消失，新地名誕生，這樣的例子，真如“恒河沙數”不勝枚舉。地名演變的方式有如下幾種情況：

秦漢以后，我國的單字地名基本消亡，大都演化為雙音節或多音節地名。在多數單名后面都加上了通名，如祁縣、鄣郡、莒陵、邗城、汝水、?}鄉、泗水國等，基本上都加了通名。這一時期正是我國語言演變的重要時刻，主要特點是復音詞逐漸發達，語言詞匯趨向雙音節化，單字地名亦隨之消亡。其所以如此，則主要在于人們認識的深化，其表達需要細化。加之漢語的語言系統不能再行繁化，這樣語言如仍為單音節，同音詞數量勢必大大增多，同音詞以及同音地名的大量出現，又將給社會帶來混亂。因此，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利用雙音節、多音節詞這種足以分化同音詞的有效手段，而創造出難以數計的復音詞，使漢語更加精密化。復音地名取代單音節地名正是遵循語言發展規律的結果，這樣能有效地避免了大量重名，使地名具有了較大范圍的排他性。同時，語言復音詞的發達又促進了地名的發展和完善。

先秦時期，漢語的詞以單音節為主，而現代漢語僅有兩千多個單音節詞，只占現代漢語詞匯總量的極少數。（《文字改革》85.1）漢語地名也是這樣。我們統計了《中國歷史地圖集》之一分冊的“商時期中心區域圖”的地名共有131個，其中單音節的占101個，雙音節的24個，三音節的6個。而“西周時期中心區域圖”共有200個地名，其中單音節的139個，雙音節的51個，三音節的10個。而到了漢代，雙音節地名就已占絕對優勢了，如第二分冊的“司隸部圖” *** 有296個地名，單音節一個也沒有，雙音節的230個，三音節的56 個，四音節的2個，五音節的8個。我們又統計了1974年地圖出版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中的河南地名，共有697條地名，其中雙音節的501條，三音節的188條，四音節以上的8條。以上的統計數字，足以說明現代漢語地名的雙音節化的趨勢。

漢語地名的雙音節化是同漢語的發展息息相關的，雙音節化是漢語節律的主要現象。雙音節化的內在規律是“單單相吸、雙雙相拒”。“單單相吸”就是兩個音節傾向于連寫，詞性相同的兩個單音節“相吸”成為一個詞，例如“人民”（名名）、“報告”（動動）；“雙雙相拒”就是兩組雙音節傾向于分開，例如“嘗試”連寫，“嘗試/嘗試”傾向分寫。[2]一個雙音節和一個單音節的“雙單關系”，一般說，雙音節對單音節是相吸的，例如“葡萄――干”、“涮羊――肉”傾向連寫。有時雙單關系表現為“吸一而丟一”。例如“電氣化”簡縮成“電化”，“飛機場”簡縮成“機場”。表現為先是雙音節吸收單音節，然后在原來的雙音節中排斥一個音節，成為新的雙音節結合。吸收第三個音節之后，變成不穩定狀態。丟掉了一個音節，重又進入雙音節的穩定狀態。[3]地名中也有這種現象，如市、縣一級地名，人們傾向于雙音節，如“通縣”。而三音節時多省略后面的通名，如“北京（市）”、“大興（縣）”等。

地名產生之后，除專名的演變之外，其中通名的演變是地名演變的重要內容。一個時期專名演變為通名，這時通名系統還不完善，便由一些專名向通名轉化，以適應地名發展的需要。如商代的“河”指今黃河，“江”指今長江。在《史記》里，“江”已轉化為通名了，不再為長江所專有，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七年十月出游“至錢塘，臨浙江”。作為專名的“河”，這時也開始稱“黃河”了，如《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蔽鳚h的《戰國策》也有“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敝f，此時“河”已作通名了。據東漢的《子虛賦》注：“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闭f明東漢北方方言將“河”作為水流的通名已非常普遍了。

再一個時期是一些舊的通名產生了新的含義。這是為適應地名的發展而出現的，如“州”本義為“水中可居者”。春秋戰國時，人們設想把天下地理劃分為若干州，反映了進步的大一統思想，但并不是行政區劃制度。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將全國分為十三個區域，并采用了《禹貢》和《周禮?職方》中的州名，稱為“十三州（監察區）”。直到東漢時，“州”才正式成為郡以上一級行政區劃通名。同國、邑、道和以后歷代出現的軍、監、路、城、堡、關、鎮等一樣，它們都是因時代而產生，有些時過即廢，有的則再以新的含義出現，轉化為新的通名。[4]

地名發展的另一個時期則是一些通名的專名化。這是為了完善地名系統，使通名系列“分工”合理，在原有的地名后面又加上了一個新的通名（盡管這個地名已有通名）。這樣，地名結構組合又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地名結構（專名＋通名）就變成了新的結構（專名），即原來的通名成為專名的一部分。如“浙江省”，其中的“江”是專名的一部分；“石家莊市”，其中的“莊”已是專名的一部分；“杭州市”，其中的“州”已是專名的一部分。

地名雅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政治的需要，有的因心理的喜惡，有的因風俗習慣，有的因時代的變化，有的則因崇拜和避諱等等。地名雅化的方式主要以諧音為主。現以北京胡同名為例，

其一是帶“尾巴”的胡同；羊尾胡同改成揚威胡同，狗尾巴胡同改成高義伯胡同；

其二是帶“肉”的胡同：驢肉胡同改為禮路胡同，羊肉胡同改為洋溢胡同；

其三是帶“毛”、“皮”、“豬”的胡同：羊毛胡同改為楊茅胡同，母豬胡同改成梅竹胡同；

其四是帶“蟲、鳥、雞、魚”胡同：雞爪胡同改為吉兆胡同，蝎虎胡同改為協和胡同。

其次是帶有人名的胡同被改了：張禿子胡同改為長圖治胡同，王寡婦胡同改為王廣福胡同，再次是有關服飾、器物的胡同名被改了：褲子胡同改為庫司胡同（又稱庫資胡同），煙袋胡同改為燕代胡同等。[5]

一種民族語地名向另一種民族語地名形式的轉化，這是世界地名的一種普遍現象。在中國，則表現為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化和漢語地名民族化，其中以前者為主要演變趨勢?，F以滿語地名的漢化為例。東北許多山川河湖及城鎮村屯是以滿語命名的，但隨著滿族的漢化，滿語逐漸為漢語所代替，滿語地名也隨之演變，其中絕大部分借音改成漢語地名，并過分追求漢字義美，常不取同音而取近音，漢字往往又牽強附會加以潤飾，因而失去了滿語地名的本音原義。例如寧安縣（今安寧市），舊名寧古塔，滿文音為Ningguta，意為“六個住處”，今改為“寧安”，失原義。雙陽縣（今雙陽市），舊名蘇斡延，滿文音為Suwayan，意為“黃色”，今改雙陽，失原義。還有一種形式是，有些滿語地名，借音改成漢語后，由于人們不解其原義，為稱呼方便，去掉其中一部分漢字，這樣就失去了滿語地名原義。例如吉林，舊名吉林烏拉，滿文音為Girin（沿）ula（江），意為“沿江”，今簡稱吉林，失原義。依蘭，舊名依蘭哈拉，滿文音為Ilanhala，意為“三姓”，今簡稱依蘭，失原義。另外一種形式是，有些滿語地名，隨著歷史上各民族的政治、經濟、軍事活動而幾經更改，最后演變為漢語地名。例如樺川縣萬里城，遼代為五國部之一越里篤，也稱伊勒圖，滿文音為ILetu，意為“明顯”。明代稱弗思木衛，“弗思木”意為“樹木滋生”。清代稱萬里和春、宛來城，滿語意為“廢城”。今稱萬里城，失原義。還有極少數滿語地名，半借音半取義改成漢語，例如Sanggiyan（白色）hada（峰、崖），改為“尚間崖”，其中“尚間”是借音，“崖”則取義。[6]

影響地名演變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種：

歷代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往往一上臺就著手調整行政區劃，更改地名。如隋統一全國后，在制定其他政策的同時，也制定了調整行政區劃的政策，即：“存要去閑，并小為大”。由此而對地名進行了大幅度更改，僅在河北境內就更改、復置縣名達30余個。又如王莽上臺后，為了維護其統治，大量增設郡縣，至少增加了22郡、616縣。而郡縣的改名，則數字更為驚人。以《漢書?地理志》所載統計，郡國一百三，改名七十五，占73％；縣、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改名七百三十，占46％。[7]

自實行郡縣制以來，歷代都有縣同名的。因同名，就會引起混亂。如唐代有同名縣19個，明代有38個，到了民國時期有同名縣110多個，因而各代都對同名者進行了更改。如唐代對同名縣更改就是顯著實例。唐太宗時，一般是采取“一改一存”的方式來解決，如貞觀元年改嶺南德州為?O州，存河北德州。又據民國三年一月《內務部改定各省重復縣名及存廢理由清單》記載，當時主管部門始對相同縣名大加更易。據1935年8月的有關統計，已沒有縣名重復的情況了。解放初期又對十余個同名縣進行了更改。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帝王的地位權勢是高于一切的，為了突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與當時皇帝同名、同字的地名要改，就是與帝王的祖宗、甚至連與皇后、皇太子同名、同字的地名也要改，這稱為避諱。因避諱而改名，在各代都有，如湖北省咸寧縣，本名永樂縣，宋景德四年以避宋太祖永安陵諱，改名咸寧縣。又如有一個地方叫野豬溝，過去無人居住時野豬經常出沒而得此名，后建村莊對原名忌諱而改為業主溝。

我國自周秦以來，區劃設置時有變化，于是便引起政區地名的變化。有時政區劃過去，地名便隨之改變，有時政區劃過來，地名便隨之恢復。如遼東、遼西出于先秦，1907年合稱奉天省，1929年改遼寧省，1949年又劃為遼東、遼西，1954年則重新合稱遼寧。又如我國的鄉級建制，由公社化而導致全國范圍的鄉名改為公社名，“文革”之后又恢復鄉的建制，這樣公社名又大范圍地改為鄉。又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因市改縣和市管縣體制的實施，僅1988年一年內就新設53個市，使縣名變為市名。

含義不健康包括帶有歧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地名和污辱勞動人民及無積極社會意義的地名。新中國成立后人民 *** 發布了一系列有關更改這類含義不健康的地名的指示，其中縣以上地名更改了50余處。如迪化改為烏魯木齊，歸綏改為呼和浩特等。

一是簡筆；一是簡字。簡筆就是以筆畫少的字取代筆畫多的字，如浙江浦江縣的鶴塘寫成岳塘，大園寫成大元，鐘余寫成中余。簡筆多用本地方言諧音字，如上例園和元，鐘和中兩字讀音相同，因此，得以通行。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對縣級地名中較生僻難認難讀的地名進行了簡化，其中縣以上的地名，陜西省有14處，如?T??縣改為周至縣，?縣改為戶縣等。這類更改是便于認讀并按語音相近的原則而簡化的。減字就是減去一字或二字，如梧桐樹下簡作梧桐，馬鞍山簡作安山，大莊河簡作莊河，六道河子簡作六河寺。這類簡化大多為稱呼方便而造成。

地名演變的形式從發音角度分析可分為：同音、諧音、變音。

(1)同音：如清源因重名于1928年改稱清原，音雖未變化而形義卻發生了變化。寬佃改寬甸、開元改開原，都屬于這種情況。

(2)諧音：地名采用諧音形式是較多的。一種是因年代久遠，因訛傳而諧音改名。例如：浙江杭州市鼓樓附近的一條小巷，在明嘉靖年間，巷內居民“多習騎射者”。有一年，省里舉行武舉考試，這巷內的居民共有十人中了舉，出了十個武魁，人們就把巷名稱為“十武魁巷”作為榮譽。后人因不明原意，訛傳成“十五奎巷”。一種是因雅化而諧音改名。如北京的褲襠胡同更名為庫藏胡同，劈柴胡同更名為辟才胡同。諧音改名既可選擇新義，又便于流傳。

(3)變音：其中變音又變義的較為常見，如寧遠改興城，襄平改遼陽，迪化改烏魯木齊等。此類地名音、形、義全變（所指不變）完全以嶄新的面貌出現。變音不變義現象，一般是為了簡稱或重名而處理的結果，如鳳凰縣改稱鳳城縣(今為鳳城市)，馬鞍山改稱鞍山，六道河子改稱六河。改后在含義上都無甚變化。

參考文獻：

[1]王鴻良.指示詞、專有名詞及其他[J].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6）.

[2]周有光.正詞法的內在矛盾[J].文字改革,1983,(9）.

[3]史有為.正詞法原則、手段及其應用芻議[J].1985,(4).

[4]馬曉東,郎在梅.地名通名的起源和發展[J].浙江地名文匯,1989,(6）.

[5]牛汝辰.胡同名稱的雅化[J].燕都,1989,(2）.

[6]馬越山.東北地區滿語地名的演變[J].地名知識,1985,(5）.

[7]施和金.略論王莽更改地名的失敗和教訓[J].地名知識,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