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地圖的整理、出版與研究在中國呈爆炸式增長，地圖史學儼然成為“顯學”。這其中有多重原因。首先，古舊地圖既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基礎材料，又是地方史研究的主要資料和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其次，國家政治、領土劃界、海疆權益和城市規劃等方面具有現實需求。再次，在地學史、水利史、環境史、文化史、思想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中，地圖不可或缺。此外，還有文博系統新的發現、收藏家與業余愛好者的異軍突起、出版商開發新品種等方面的促進作用。總體而言，中國地圖史學研究仍較滯后，不少研究仍停留在文獻學層面。研究中涉及的問題比較陳舊，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就圖談圖，缺乏地圖學、歷史學和科學史方面的探討。筆者長期從事古舊地圖的學習與研究，早年有幸參與導師曹婉如先生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成果《中國古代地圖集》（三冊）的訪圖、選圖、拍圖、提要和論文撰寫、審讀、研討、校對等多個環節的工作，受到極大鍛煉。其后，筆者整理、出版了《中國古地圖精選》《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等圖籍文獻。在長期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筆者有些關于古舊地圖研究的淺見，在此就教于方家。

古舊地圖研究具有多維面相，故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基礎與學術背景有選擇性地開展研究。筆者認為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面相。

地圖技術史。地圖作為技術產品，具有許多技術要素。如測量技術（地形、天文大地、工程和地籍測量等）和繪制技術（圖例、方位、計里畫方、比例、透視、鳥瞰圖、真形圖、寫實、投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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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藝術史。地圖雖然是技術產品，但兼具獨特的藝術特征。如圖幅大小和形狀、字體、注記、圖例、密度、色彩、裝飾、圖名、方位、題跋和圖中圖（放大圖）等。

地圖地理要素史。地圖中的地理要素是地理學的主體與關鍵所在，包括自然地理（如山脈、河流、湖泊、沙漠、海岸線、島嶼、河堤、水井、泉眼、生物和礦產等）和人文地理（如聚落、城鎮、都市、衛所、長城、名勝、道路和境界等）兩大部分。

專題地圖史。作為地理的表征，地圖具有不同門類，故需精準分類。分類有兩種方式，即根據古人的分類和按照現代地圖學分類。為了抓住地圖的本質特征，地圖史研究中應盡量依據或還原古人的分類系統。

在沒有直接依據而進行歸類時要特別注意，并不是圖上某一要素越多該地圖就屬于對應的類型，反而是圖上較少的、較為特殊的內容決定了地圖的類型。譬如，任何地圖中的行政區劃地名數量都是最多的，但不能因此將所有地圖都定為行政區劃地圖，其中一些少量特殊要素，如交通路線、軍事衛所、教堂，決定了該地圖的專題類型（交通路線圖、軍事地圖、教區地圖）。類型確定之后，可從專題地圖與普通地圖的關系、專題圖的產生與發展、專題圖對普通圖的促進、專題圖的特殊技術要求、中國專題地圖的特殊種類等問題開展研究。

區域地圖史。作為地理的表征，地圖具有地域特征。地域大多按行政區劃來劃分，但還可按監察區域、軍事區域、河流流域、交通路線、海區、民族地域、海岸帶、工程區域、稽查區域、教區、港口與腹地關系、通商口岸等標準來劃分。

地圖地名史。作為地理的表征，地圖上標注有大量不同類型、級別、時代、文種、語言、形式、數量和大小的地名，因而可作細致探究。

地圖社會史。作為一種地理學成果，地圖具有許多社會屬性，如制度、交流傳播等。制度方面有測量、繪制、繳圖、教育、收藏、使用、出版、獎勵、保密和御賜制度等，交流傳播方面包括國家、朝野、民族、地域、官員、學者、教派和民眾間等。

地圖文化史。作為科學知識的產品，地圖具有思想、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特性。如思想方面有宇宙觀、大地觀、國家觀、民族觀、文明觀和地域觀等。筆者曾研究過中國出土東羅馬金幣上的地球形象、《突厥語詞典》圓形地圖的地圓說和徐光啟論地圓說等問題。又如文化方面，有文化功能、寓意、力量和特質等。筆者曾討論過古地圖中的自我中心主義、正統觀、天地合一思想、已知世界景象觀念、儒道釋分離和有疆無界等文化特征。

地圖史學史。作為一門學問，地圖有著自身的研究史，即地圖史學史。其研究內容有：現代研究的開端、學科的建立（基本理論、 *** 、問題等）、古地圖集編纂、海外地圖收集與整理、出土地圖和專題地圖研究、地圖社會文化史研究和古地圖應用等。

應用地圖史學。作為歷史遺產，古舊地圖在當前具有學術資源價值。一方面是基礎研究，如存圖狀況、地圖種類、科學性、特殊價值、文化內涵、圖文互補、使用中應注意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具體應用領域研究，如海疆權益保護、城市規劃、環境變遷、水利建設和邊疆治理等。筆者對于“古舊地圖相關特征及其與邊界研究中的認知問題探討”“證據學視閾下的 *** 圖文史料分析”和“中國南海地區古地圖研究中的問題”的研究，就是在這一領域的探索。

多維面相的地圖史學中有著多種研究 *** 。總體而言，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應該注意的。

地圖鑒定。古舊地圖鑒定雖然很復雜，但也有章可循，可從文獻學、地圖學、地理學和歷史學方面著手。文獻學包括作者、年代、質地、字體、版本、裝幀、出版地、語言、版式和版權等；地圖學包括畫法（圖例）、方位、比例、投影（經緯線）、類型、譜系和色彩等；地理學包括地名、地理觀、地理要素和區域等；歷史學包括古籍記錄、原始檔案、作者生平、相關事件、民族文化、時代特征、避諱和年號等。

圖本甄別。古舊地圖圖本甄別，包括真圖與偽圖、歷史地圖與現實地圖、原圖與摹繪地圖、地圖譜系、地圖各種版本、分圖與總圖和套圖與分頁等的關系。

準確分類。確定地圖的類型是最基礎的工作，只有準確分類，才能抓住地圖的本質特征。準確分類后，問題就會凸顯出來，研究起來更順暢，結論也會更為可信。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地圖分類有多重標準，如根據測法、質地、裝幀形式、出版形態、文種、年代、繪法、比例尺、投影類型、地理要素、地域和文化屬性等。

注意新圖。新圖的發現與披露可以呈現全新的地圖類型，對解決問題提供有力的佐證，有利于彌補譜系的缺環，顛覆以往的認知，矯正前人判斷的偏差和印證過去的結論。因此，在研究中應該密切注意和及時收集新圖。

理論素養。從某種意義上講，地圖是思想、理論與觀念的產物，如果在研究過程中掌握了相關理論，那么具體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研究也會走向深入。例如，研究政區地圖須知古代政治哲學和行政區劃理論及疆域概念，研究城市地圖須知古代城市規劃理論與原則，研究水利地圖須知古代治河理論與技術和農田水利知識，研究軍事地圖須知古代戰略思想與戰術（陣圖），研究海防地圖須知古代海防戰略與兵制知識，研究航海地圖須知古代海洋地理知識與航海技術，研究經部地圖須知“五經四書”，研究佛教地圖須知佛教宇宙觀與地理觀，研究道教地圖須知道教洞天福地理論，研究風水地圖須知風水術等。

細繹古籍和地圖體例。無論是古籍還是地圖都有自己的“體例”，如果能準確地歸納出它們的具體體例，對于全書或全圖的研究具有關鍵性意義，古人尤措意于此。筆者曾系統、細致地分析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的體例，發現書中使用的方位是16個而不是8個、里程是路程而不是兩地直線距離、繪制地圖的 *** 是極坐標法。由此可見，此書實際上是現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圖數據集。

創新與引進 *** 。古地圖研究中，前人創建了分類法、注記序跋分析法、原圖與古書目對比法、譜系法、政區地名分析法、河道變遷分析法、復原法、古今地名對照法、實地踏勘法和數理分析法等眾多 *** 。但是新圖的出現、新問題的產生，仍需要創造或引進更多的 *** 。

因此，研究者要有這種意識，勇于在 *** 上創新。以《大明混一圖》為例，有學者認為，對于這樣一幅圖內外均未明確記載繪圖者和繪制年代的地圖，必須將圖中所有地名的年代考證清楚后方能確定其繪制年代。從理論上講，這個原則沒錯，但是從具體情況而言就不見得非如此不可。此圖是一幅世界地圖，外國地名大都是翻譯過來的，難以確定年代。如此一來，這幅圖的年代就沒法確定了嗎？筆者通過分析認為，此圖為中國人所繪，一直藏于深宮供明清皇帝御覽，也就是說圖中使用的中國地名資料是最新的，外國地名不會晚于中國地名。因為，中國繪圖者獲得中國地名的信息比獲得外國地名的信息要更為方便，而且圖上中國地名最為詳細，所以只要將圖上中文地名的年代考證清楚，便可以確定此圖繪制的最晚年代，即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可見，從 *** 論上深入思考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手段。

此外，隨著新技術的日新月異，出現了地理信息系統（GIS） *** 、數學的回歸分析 *** 等，已有學者引進使用，收到很好效果，值得推廣。

比較法。通過中外古地圖比較，可以知曉兩國或兩地地圖種類的有與無、同類、異質、差異和原因等問題。比較 *** 有兩種：一是淵源比較，如中國與漢文化圈的國家或地區的地圖比較，可以分析二者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二是平行比較，即中華文明與另一文明體系中的地圖進行比較。如與歐洲文明的比較，可以研究下列問題：地球觀與地圖、宗教與地圖、大探險與地圖、科學革命與地圖、農業文明與地圖、商業文明與地圖和海洋文明與地圖等。

通過比較可知：歐洲比較發達的地圖種類為宗教地圖、城堡地圖和海圖；而中國比較發達的地圖為政區地圖、城市地圖、水利地圖和風水地圖。筆者將中國與歐洲藝術品中的地圖或地球形象進行比較，分析各自文化中地圖與地球的文化寓意和隱喻。

圖文互證法。地圖雖然是史料的特殊品種，但其并非獨立的資料系統，與文字有許多直接的聯系。因而，在研究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圖與文的關聯，其文包括圖經、方志、地理書、檔案、出土文獻與器物、繪畫、碑刻和經史子集等。這樣才有可能解決圖中重大或關鍵問題。

巧探地圖中之“無”。一般學者大多研究書中“有什么”、圖中“有什么”。但是，如果用逆向思維研究它們中“無什么”，再追問“為什么無”，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對于地圖斷代、譜系建立、科學性分析和地圖特征歸納具有極大的幫助。

強調問題意識。“問題”為學術之魂，沒有“問題”就不會有原創性論文。如來華傳教士卜彌格所繪的中國地圖上用煉金術元素符號標記了各省礦產地數量，這是非常少見的情況。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來中國開礦嗎？一個傳教士怎么會要開礦呢？筆者通過具體研究發現作者是一位博物學家，且具有家學淵源，還翻譯出版了中醫藥方面的著作，由此可知他標注各省礦產數量是一種個人愛好，與來華傳教士的職責不相干，充其量也就是一種地理狀況的介紹而已。

又如，利瑪竇批評中國人要求他繪制世界地圖時要改變歐洲的傳統、將中國置于地圖的中央的行為是一種愚昧的表現。果真如此嗎？筆者通過研究發現，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文明、民族與國家在繪制世界地圖時都是將自身置于地圖的中央，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是一種民族（文明）自我中心思想的表現。既然是一種共有現象，那就無所謂愚昧與文明之別了。

敢于質疑權威觀點。權威的觀點固然有其理由，但也未必全都正確或準確，應該敢于質疑。如地質學家翁文灝和地圖學家方俊都認為康熙朝銅版《皇輿全覽圖》使用的地圖投影為梯形投影，而且還給出了投影公式。筆者拼接原圖后發現存在問題，通過細致量度與計算，發現這兩位大家的結論均是錯誤的，該圖采用的應該是“正弦曲線等面積偽圓柱投影”（即“桑遜投影”）。

還可另舉一例，兩位意大利學者將新發現的來華傳教士羅明堅所繪《中國地圖集》手稿整理出版，認為此圖集是根據明代羅洪先繪制的《廣輿圖》編譯的。筆者發現圖稿中有一幅原版的“遼東地圖”不見于羅氏的地圖集，便產生了懷疑，后通過認真研究，發現此圖是《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一書中的一幅，而且《中國地圖集》的注記文字幾乎也都取自此書，與《廣輿圖》無涉。可見，來華傳教士在使用中國地理資料時首選的是官方的而不是民間的。

探究基本概念與術語。雖然中國古代地圖研究還沒有形成一門成熟的學科，但卻有不少重要的概念與術語應注意研究。如表達直線距離術語的“鳥道”和曲線距離術語的“人道”“四至八到”及在地圖上的表示、“計里畫方”具體使用和山脈“高程”（即路程）等。

歷史語境分析。地圖繪制具有歷史背景、動機與目的，因此在研究之時一定要將其置于當時語境下分析。如《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系朝鮮人利用從中國帶回的兩幅中文地圖拼繪而成。但此圖圖名令人生疑：既是“混一疆理”為何又寫“歷代國都”？是現實地圖還是歷史地圖？“混一”是何意？“歷代國都”是指朝鮮的還是中國的？通過對繪圖時代（明建文四年）背景、主持人身份與政治傾向分析，發現此圖是為慶祝李朝建立和新王朝遷都辯護而繪。

既要研究“樹木”，也要研究“森林”。學術研究中似乎題目越小、研究越深入越好。但是我們不僅需要小處著手，還需大處著眼，這樣才不至于盲人摸象，即既要研究“樹木”，也要研究“森林”。如為了弄清古代地圖的類型與社會功用，筆者根據當時影印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結出地圖的二十余種功用，即經學研究、山川祭祀、歷史探索、戰爭策劃、疆界劃分、河道治理、城市規劃、聚落選址、礦山建設、商業活動、拓荒屯田、海外交流、名勝探游、文學解釋、藝術欣賞、先人憑吊、吉兇預測和觀念表達等。另一例是筆者對清雍正朝《天下輿圖總摺》進行系統分析，較為全面地了解了清宮關于地圖的旨令、造送、御覽、分類、著錄和庋藏等制度。有了這些“森林”，對具體“樹木”進行研究就會判斷準確、分析到位一些。

學科借鑒與交叉。學科借鑒與交叉是學術研究的趨勢與新的增長點。因此，在研究中既要關注相關學科的進展如天文學史、數學史、水利史和歷史地理學等，也要引進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與 *** 。例如，可借助史學批評理論與 *** ，對古人如何開展地圖批評進行研究，從而歸納出各代地圖批評的目的、標準、原則、功能、 *** 、載體和批評者等具體內容。

總而言之，中國古舊地圖的研究呈現出繁榮景象，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因此，古舊地圖研究中應該盡量避免下述情況發生：不諳地圖和歷史地理專業知識、誤讀圖上序跋與注記、違背基本學術規范、以今律古、以偏概全、過度解讀、孤證默證、固陋寡聞、脫離時代下結論、過分迷信古書和固執己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