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2000年，中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到2010年，中國制造業產值據世界首位。中國的學術發展路徑基本相似，但速度落后了大概十年。大約在2010年前后，ESI的22個學科中，中國的國際影響逐漸顯現。

到了2020年，中國的學術產出量與歐美大致相當。2010年愛思唯爾公布的全球被引量更高學者排行榜中，前1%的學者里，中國占1%左右。2013年是3%，現在是2020年，這個數字大約是10%。而我們期刊的發展速度又大概再落后十年。

世界通用數據庫中，中國的論文發表量基本占到全球的20%，已經超過中國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也超過了中國GDP在全球的占比。

但中國本國數據庫論文有100多萬篇，SCI有50幾萬篇。還有很大一部分中文論文沒在SCI和Scopus數據庫里。中國的五千多種科技期刊，大概有400多種被SCI收錄，有700多種被Scopus收錄，也還有大部分沒有被全球數據庫收錄。要進一步加強數據共享。

再看影響因子。20年前，中國按領域加權的影響因子大概只有0.4多一點，從2017年到現在，我們已經超過了1這個世界平均線，可以說論文總體質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還大大低于歐洲、美國的均值。但是，我們也可喜地看到，全球被引量排名前1%的研究中，中國在過去20年來是一起而上，到2019年我國在被引量排名前1%的研究論文數量已經追上了歐美。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疫情之初由中國作者投稿的一批文章，成為這個領域中早期的、經典性的文獻。《柳葉刀》發表的COVID-19相關論文是188篇，中國作者參與了41篇，大概只占20%多一點，但被引量有9614次，總被引量是11000多。可以說在COVID-19這一領域，我們的影響力大大超過學術產出。

首先是流失，高質量論文的流失。據統計，中國作者所發的SCI論文里，現在大概只有不到8%的論文投到了中國自己辦的SCI期刊，其余92%去了國際其他國家主辦的期刊。

二是弱小。從期刊平臺講，我們還是處于比較弱小的地位。看中國科協的統計數據，JCR期刊數量世界前十的國家中，中國有241種，美國有3052種，這還有數量級上的差距。

三是分散。JCR一區期刊中國目前有81種，對比英國731種，美國1029種是遠遠落后。必須經過爆發式的增長，我們的身影才能被國際期刊界的同行看見。

四是慢進。我們高質量期刊的發展并不算快。2010年到2019年，中國JCR期刊數量從132種變成241種，增加了一百多種，而同期全世界JCR期刊的增量為1300多種。

在我們看來，國內一些更好的期刊，和它在國際上更好的同類期刊比，還有一定差距。要想把影響因子和載文量同時上去，這個過程還比較艱巨。比如Cell在195種期刊中的學科排名是第二，《細胞研究》是第七。Cell的影響因子38.637，總被引頻次超過25萬，《細胞研究》的影響因子是20.507，總被引頻次大約是1.6萬。

世界名刊往往是影響因子高，體量比較大。而我們這類期刊的影響因子在向上攀升，但載文量的增加還不是太多。

另外，國際期刊界的一些變化，比如開放獲取出版開始形成新的商業模式，出現新的銷售模式，在這方面我們沒有積極地參與，目前還落后幾拍。開放獲取有混合型期刊和全開放獲取型期刊，現在有趨勢要把混合型期刊變成轉化型期刊，即開放獲取的比例只能越來越高，比如比例達到75%的時候變成全開放獲取期刊。

這樣的實踐過程，我們國內還沒有這樣的案例。我們現在很多期刊都是最開始時開放獲取，影響因子上去以后就開始收費。這是針對我們后發狀態的一種發展思路，但還是與國際上的發展趨勢差一兩拍。

我們的期刊平臺之所以滯后，有4個方面的癥結。之一是分布狀態小、散、亂。第二是辦刊態度比較保守。這次科協讓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設專家委員會又評了一批高起點的新刊，我發現一個突出的特點，它們辦刊的態度相對來講不保守。

第三是科學期刊編輯中，年輕專業人才的缺失。但國際上還有評論，說中國期刊狀況在好轉，原因之一是我們從市場上開始招一些年輕的、專業化的科學期刊人員，說明是處于積極向上、擴張的態勢。我希望我們的科學期刊編輯，不應該變成科技人員里地位比較低的一類，而是變成單獨一類，有單獨的職稱系列、有國際競爭力的薪酬待遇，這樣才能適應將來我們要在科技平臺上起飛的態勢。

第四是我們的數字期刊平臺還比較落后，CNKI尚不具備與ESI、Scopus等競爭的水平。我們的優勢是中文數據資源比較多。

我前幾天參加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會上有人提到，現在要加強誠信，研究生要論文查重，期刊平臺收取的核查費用是不是要得很高？我專門去了解之后發現情況也不完全是這樣，但也說明中國期刊平臺的商業運行模式，可能在某些方面要更有國際視野，或者說一個具有進取性的視野。

2019年中國科協等單位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為下一步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戰略思路。基于這個思路，期刊發展有一個“四輪驅動”的過程。

首先是典型驅動。2019年中國科協牽頭實施“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先豎起了一些樣板，比如22種領軍期刊、29種重點期刊，然后是199種梯隊期刊，還有最近剛評出的30種高起點新刊。

第二是模式驅動。現在開放獲取獲得國家支持，有的期刊一開始不收APC（文章處理費），等影響因子弄大以后再慢慢收，現在基本上是采用這樣一個模式。一開始我估計是有效的，但將來萬一“斷頓”了怎么辦？還需要制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方案。

第三是數據驅動。數據平臺的建立我們還可以利用新媒介。我們現在也開始打造兼顧國際和國內影響的分析工具。采取方式包括資本共融、數據互連、經驗分享、技術互鑒、線上共贏等。

最后一個“輪子”是合作驅動。應該說在座很多國際科技出版界的朋友們，都在為中國同行的奮起加油、出謀劃策，采取了很多共同的措施，比如如何科學編輯的培訓、怎么推出領域新刊。

通過國際上這些較大的科技出版平臺，慢慢培養出一支主編隊伍，這支隊伍也能夠把我們國內自己期刊的水平慢慢帶上去。